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称“疫情”）使中国制造业几乎停摆，对中国以及世界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供应链目前的地位
2008年之后，以制造业迁移为特征的第五次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构已经悄然启动,并且发展越来越快。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升等因素，我国成本驱动型制造业开始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国家转移。
中国供应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这其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成为制造业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以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为例：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相关，2019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出口额超过6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在华子公司对外出口占比超40%。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超过100亿美元，数额仅次于从墨西哥的进口；日本此次新冠疫情前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年均超过3000亿日元，相当于“非典”时期的10倍。
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在其他领域，中国的供应链地位同样“举足轻重”：在电子制造和机械制造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约23%，占全球进口总额约13%；在纺织和服装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近40%。随着中国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制造业进出口依存度逐年提升，中国也将在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中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
疫情的负面影响
疫情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制造业的正常运转，也给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带来了一定危机。
首先是库存受到影响。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以实现“零库存”为目标，减少库存。疫情使得企业生产走向柔性化过程中，实现“零库存”和库存不足导致经营互相矛盾。
目前向韩系整车厂供应相关零部件的一级、二级供应商合计有40家，其中虽然38家已经复工，但复工率仍低于60%。若供应持续出现短缺，仅现代、起亚两家车企在中国的产能，就将面临近5万辆的供应减少，导致的销售额损失将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8亿元）。
在尚未实现全面柔性化生产之前，是否应该保证适当的库存以应对紧急情况是在本次疫情中出现的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其次是企业外迁。供应链缺口致使外资企业转移国内生产线，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疫情引起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体系出现不稳定迹象，若不能及时补住缺口，将导致更多外资企业转移生产线，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冲击。迁移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武汉的外国企业迁往其他低成本国家，另一部分是迁回本国。譬如伟福科技（本田CR-V供应刹车踏板的供应商），于1月底宣布将其在武汉工厂的产能转移至菲律宾工厂。
日本大金工业表示正在考虑将商用空调的组装从武汉迁至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如果复工继续延迟，可能会将压缩机等关键产品的生产转移至日本或泰国。富士康为完成苹果公司订单，1月底已经制定了相关条款，将一些生产工作转移到印度和中国台湾。日本运动服饰公司Asics表示正在准备将在武汉的外包生产转移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疫情还使得供应链收紧。供应链紧缩会导致我国供应链紧缩导致的资金链紧张，制造业国际供给能力下滑。
如果疫情持续发酵，我国制造业将面临供应链紧缩、产线停摆、订单减少以及资金无法周转等问题。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能恢复百分之百产能，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疫情可能会导致其全球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缺乏新增产能有力支撑等因素，我国制造业供给能力会出现一定下滑。大规模的停工导致劳动力闲置的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偿债负担，加之生产能力不足增加违约风险，直接导致订单不能如期完工，企业面临违约风险，这些都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不利因素。此外，疫情也将导致制造业各生产要素环节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疫情后中国供应链的地位
此次疫情，大家最为关心的是，是否会造成中国乃至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的重构？中国供应链体系成熟度高，短期内领头羊地位“仍旧稳固”。因为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有一种独特的优势，虽受到疫情影响，但在全球的行业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供应链“技术”与“手艺”融合度高。随着工业4.0的加速到来，我国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的脚步加速迈进，以智能化赋能制造业的“技术”领域探索不断深入。
同时，由于中国供应链体系时间长、链条完整，其中涌现出来的工匠生产经验的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是其他国家所欠缺的，也正是这些“手艺”，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难以被其他地方替代。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通关成本及效率优势明显，这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的贸易伙伴逐年增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进，如果成功签署，我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间将会结成更大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到时候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通关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通关效率也会进一步提升，这些优势将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中国供应链网络庞大，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低。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系统，生产某一产品的上下游相关配件、原材料，工程师群体和熟练工人群体等都有很高的性价比，这些性价比能把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部分企业有意将生产线迁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一方面这些国家自身体量太小，所能支撑的供应链网络与中国相比差距过大。另一方面转移到这些国家的企业如果对制造业供应链相关环节需求度高，还需向中国进行采购，其本身生产弹性低，和中国实质上形成了相嵌的关系，很难独立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向大规模协同方向发展。
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从过去企业间和产业间有限环节、有限流程的协同，发展到现在跨行业、跨区域的大规模供应链协同。
跨领域供应的背后，是我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下供应链企业利用其生产管理、市场协同、技术输出等能力，通过打通各个环节的数据壁障，构建了不同产业、不同企业间的资源整合，实现了一体化供应链运作。
疫情后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发展
一是利用工业互联网。我们认为企业应该加强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业企业长足发展打下基础。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创造更为便利的数字化管理模式。譬如阿里云技术支持的“疫情信息采集系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无人驾驶、无人超市等在疫情中作用有所展现；无人配送机器人等设备在医院送药、送餐过程中起到了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持续提升制造企业供应链协同与管理能力，向工业电商转型：以工业企业为中心，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环节，涉及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协同全场景。改变传统模式，通过网络平台实现紧密结合。譬如“疫情”关键时期，中国石化通过其工业电商平台易派客喊话寻找缺货设备口罩机，同时也转让富裕原料熔喷布。
工业互联网打造同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云平台，把企业间的生产、仓储、产品、供应商、客户等信息紧密连接起来。
中国华能在疫情中通过供应链大数据系统发现急需物资在天津大邱庄有货，通过“能运”和“真好运”两大物流平台在12小时内将物资运往武汉蔡甸建设现场。
疫情导致企业延迟复工，供应链受到影响，也使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迫在眉睫”的任务，数字化转型后，企业也将以更高效、敏捷的速度在当今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浪潮下快速发展。
工业互联网打造同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云平台，把企业间的生产、仓储、产品、供应商、客户等信息紧密连接起来。
二是实施智能化物流，为制造业产品精准供应提供保障物流运输是制造业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疫情发生处于春节前后，物流企业大多已经员工放假停止运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是防控物资的运送还是制造业产品的运输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时无人化物流充分发挥优势，成为制造业产品精准供应的保障。
加强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和货物出库时的无人物流管理积极推进制造企业与有关部门联动，加强码头、汽运航运中转站等地的自动化转运管理推演产能恢复顺序，引导供应链各环节按需生产可以预测，疫情过后制造企业为了减小亏损，或将开启“报复性”生产，届时原材料、零部件、工人将是制造企业争抢的主要对象，该如何合理分配人员、原材料去匹配工厂的设备生产，又该如何将原材料、零部件、人员等合理的分配到各个行业，以保证供应链的完美运行等将成为企业考虑的问题。
三是通过积极引导企业推演产能恢复顺序，引导供应链各环节按需生产，推动疫情后我国制造业供应链高效运转，尽快全面恢复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缺口。
建立模型预先模拟生产，根据市场需求分配人员、充分利用各方资源，通过模拟和推演分析预测产能需求变化及原材料供给瓶颈，提前进行计划调度，规避问题风险。
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供应商、客户、经销商等进行全流程数据分析，帮助企业实现以销定产、以产订购，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运用工业互联网优化决策，帮助企业精准营销，预测供应各环节风险，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四是发展供应链金融。为制造业企业发展提供融资保障提升制造业供应链服务水平，大力培育新型供应链服务企业。
首先是推动建立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拓展质量管理、追溯服务、金融服务、研发设计等功能，提供采购执行、物流服务、分销执行、融资结算、商检报关等一体化服务。
精对确于大度型、制造稳企定业来性说、，可可以靠建立性重不要资足源和产品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供应链风险管理水平。
其次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帮助制造业企业对供应链中交易方式和参与方的行为进行约束，对相关的交易数据进行整合，形成线上的合同、支付、单证等完整记录，以证实贸易行为的真实性，提供丰富可信的贸易场景，有效解决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中多级供应商的信用问题。
来源：赛迪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