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苹果一直在寻求将苹果产能转移至东南亚、南亚以及南美等地区的机会,以降低对中国工厂的依赖,但是,中国如今有数十万劳动力在为苹果生产设备,目前中国的制造地位很难替代,苹果也很难找到一个除中国以外,每天能生产60万部手机的基础设施。



话虽如此,苹果依然坚持转移产能这件事。2020年7月11日,据路透社报道,在苹果公司要求下,富士康计划投资十亿美元,在印度扩建苹果手机代工厂。


此举是苹果悄悄地逐步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一部分,只是此前没有透露过其有如此大的动作。一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苹果强烈要求其客户将部分iPhone生产搬出中国。”


富士康表示,它不会对与客户相关的问题发表评论,苹果也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第二位消息人士称,富士康计划在金奈以西约50公里处的Sriperumbur工厂进行投资,苹果的iPhone XR就是在这里制造的,投资将在三年内完成。


两位消息人士都表示,富士康在中国制造的苹果其他iPhone机型也将在印度工厂生产。由于谈判是私下进行的,细节尚未敲定,这两位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根据该计划,富士康将在泰米尔纳德邦的Sriperumbur工厂增加约6000个工作岗位。它还在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经营着一家独立的工厂,在那里它为中国小米公司等生产智能手机。


苹果正致力于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有些报道称,将部分复杂的制造商和装配商系统搬出中国的计划已经酝酿多年,尽管苹果的合作伙伴直到最近才开始朝着这一目标迈进。


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上个月表示,将加大在印度的投资,但没有透露细节。


而且这一全球代工巨头今年年初才宣布从印“撤资”50亿美元。据印媒报道,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工业部代表人士今年1月份就曾宣布,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取消。


另外谷歌也表示,计划未来5至7年通过股权投资和合作在印度投资约100亿美元,这将是谷歌迄今为止在印度的最大一笔投资。


这些投资将通过一个数字化基金完成,突显出谷歌专注于印度应用程序和软件平台的快速增长,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市场之一。


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一年一度的“谷歌印度”活动中表示:“我们将通过股权投资、合作伙伴关系、运营、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其昂贵的iPhone在印度通常被视为地位的象征。苹果约占印度智能手机销量的1%,但在超高端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估计占有率为63%。在印度制造更多手机也将有助于苹果节省进口税,该税进一步推高了苹果的价格。


苹果通过台湾纬创公司在印度南部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市组装几款机型。据此前报道,纬创还将开设一家新工厂,计划在那里生产更多苹果设备。


香港科技研究机构Counterpoint分析师尼尔·沙阿(Neil Shah)表示:“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加上其在印度的供应商基础逐渐扩大,苹果将能够将印度作为出口中心。”


印度也在努力促进富士康等公司的电子制造规模,并于上个月启动了一项66.5亿美元的计划,为五家全球智能手机制造商提供建立或扩大该国生产设施的激励措施。


苹果扩大其在印度当地业务可能会推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旨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旗舰项目“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此前,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已经表示,将从新德里郊外的工厂生产用于出口的智能手机。


拥有百万工人的富士康,被称为“世界工厂”,对于扩建印度厂的消息,富士康集团在7月13日回应记者称,对于任何有关既有及潜在客户、产品、供应链伙伴的市场传言不作评论,截至发稿,苹果尚未针对该消息作出回应。


面临新品iPhone12上市,苹果公司正处于手机组装的关键时期。Strat-egyAnslytics公司无线智能手机服务总监隋倩认为,制造业向印度等中南亚国家的转移早已开始,只是疫情的爆发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迫使苹果和富士康加速了这一进程。


富士康和苹果的背后,是一个扎根于中国的庞大手机供应链,如果后续两家公司将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对于中国供应链企业来说,挑战与风险并存。


在消费电子领域,产能、规模往往决定着能否获取产品订单,在智能手机行业,终端厂商出货量动辄上亿部,客户往往需要与多家供应商对接才能满足产量需求,增加了客户的沟通、管理等成本。身处手机庞大的供应链中,作为零配件公司,要尽可能扩大产能、靠拢代工厂。



富士康的工厂主要分布在中国深圳、郑州、烟台、成都,有关扩建传闻也并非首次传出,富士康原先在印度建厂服务过苹果、小米和芬兰公司HMD,但印度并非富士康产能的重点区域。


吴怡雯表示,10亿美元可能是该公司至今对印度最大的一笔投资,但它与富士康在中国的体量相比,还是比较小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是,消息中提到该投资将在未来三年为印度创造6000个劳动岗位。而富士康的中国河南工厂,在2020年3月初仅到岗人数就有18万。


苹果是富士康的大客户之一,公司将在2020年9月发布新品iPhone12,当下该款新机即将启动备货。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表示,苹果公司目前正处于手机组装的关键时期,要求供应商转移产能,短期来看,苹果是为规避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今年5月美国再一次修订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新规,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电子供应链的逆全球化,而苹果大部分手机零组件供应商都在中国,公司在官网列出了中国供应商名录,其不乏京东方、欧菲光、欣旺达等上市公司。


有媒体报道,2020年6月,苹果在印度的两大代工制造商富士康和纬创都申请了当地政府的激励计划。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滑,不过中国对外投资逆势增长,对外投资增长44%,达18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靓丽的数字背后,境外投资的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大。整体上,目前中国26%,也就是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外投资企业暂时处于亏损状态。


过去两年,合力泰、深天马A、欧菲科技、华星光电等供应链企业都在积极布局印度。国内的小米,现在在印度是市场份额第一,也在印度南部建了工厂来生产小米手机,而且出货量远远大于苹果。



从自身发展来看,企业也为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迁移。制造业的成本通常以原材料、制造成本、人工成本。中国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相比之下,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爆发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会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在吸引低端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也进一步显现出来。


而中印边境局势、国际关系变化,也给投资印度的中国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印度曾出台针对海外制造业投资的激励计划,并多次宣布提高电子产品、玩具、小家电等商品的进口关税。近日又有消息称,印度在全国禁用了59款应用,包括短视频、社交媒体等,这些应用全部为中国公司所开发。


苹果以及其核心供应商在印度增资扩产,本土生产并销售,是属于常规的不能再常规的操作了。而且苹果的中高端机型都是在中国完整组装生产,这是需要完整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来做支撑的。


其实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低端产业流出中国,因为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还要面对中国日益上升的人工成本,产业链、基础设施的完善并不能解决低端产业的成本问题。



在中国大陆布局三十多年的鸿海,不要说整个产业链搬迁,就是调整未来布局重点,都会牵扯到资本、人事、物流管理等重大事项。这对鸿海而言,挑战远远大于机遇。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要迈出这一步是很难的。


当然,富士康也有寻求新布局的内生动力。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经营环境等因素,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巅峰期已过,重庆、江苏等地的园区已经不复当年盛况。再加上疫情冲击的风险考虑,海外布局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不过,从“印度之旅”的过程来看,富士康主动求变的积极性有限,主要还是苹果身居上游的主导作用。


苹果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决心也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外部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源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中美贸易关系等政治因素。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苹果的印度布局很可能是更多地考虑到当地市场的开拓。


如今看来,虽然苹果暂时无法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的产能也没那么容易被替代,但苹果转移产能已成必然趋势。iphone如今在印度销售额15亿美元左右,印度生产份额仅占2%-3%,价值不到5亿美元。销售额和生产份额都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是,印度的人力成本是苹果十分看中的。所以,苹果未来定会加速将产能转移到印度,国内供应链厂商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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